池杰今年101岁了。在北京平谷的家里，白天的大部分时间，他都是静静地坐在沙发上，戴着老花镜，把订的三份报纸里里外外读一遍，再仔仔细细装订起来。
这是耳背的他接收外界信息、关心周遭和世界发生了什么的一种方式，也是一位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医疗兵，渴望见证更多幸福生活的一种方式。
“战场上，随时随地会有牺牲。”作为一名卫生员，他见多了生死。在和平年代，池杰把一切都埋在心底，复员后，他极少谈起过去的岁月，只一味扎在工作岗位上，为了生活奔波。
百岁之后，衰老侵袭了他的记忆，但他没有遗忘。面对后辈，池杰想讲述那些脑海中留存的片段，艰苦的时期，百姓和战友如何在他心中留下了光辉的“形象”，以让后辈记住，今日幸福，来之不易。
展开剩余88%101岁的池杰讲述作为卫生员的抗战经历。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
“五月是红色的五月”
深褐色的老年斑长在池杰的右脸脸颊、鼻子和额头，手背上的皮肤紧贴着骨头，嘴里只剩下一颗上牙。背已经直不起来，走路只能靠挪，没几步就得坐下歇歇。听力也不行，外界的信息传过来时常常失真。同一句话，得在耳边响个六七遍，他才能知道对方大概在说什么。
60岁的池阳君是家里的小儿子，打有记忆起，父亲就是一名医生，中等个头，身体健壮。
但在成为医生之前，父亲还是一个当兵的。战场是什么样的，他没有听父亲说过，那离他们太遥远了。
今年5月中旬的一天，池阳君推着父亲去了水峪村的芍药园，坐在轮椅上的父亲突然高兴起来，唱了几句含混不清的歌，池阳君不知道那些词是什么意思。
第二天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池杰再次唱起，“五月是红色的五月……举起手，欢迎你，五月的歌声唱起来。”池阳君这才记起来，五月是父亲参军的月份。
81年前，1944年5月，20岁的池杰决定投身八路军。
在这之前，战火已经燃烧大半国土。1939年，15岁的池杰为了讨生活，从平谷来到山西宁武当伙计。等回到家乡后，那里早已面目全非。日本人在平谷一带的农村挖“防共壕”，人手不够，就征用当地村民，池杰是被征用青年中的一员，他们“磨洋工”，拖着工期，常挨打，也目睹了日军的残暴，“邻村有个领头的被活活烧死。”被时代裹挟着的青年人，加入了保家卫国的行列。
他先在平三蓟联合县政府和13团教导队学习了三个月，1944年9月后，转到冀东军区14军分区卫生处学习医疗救护。经过5个月的学习，他被分配到16团担任卫生员，投入到战场的实践中。
他负责防疫知识和健康知识的宣传，告诉战士们要讲究卫生，别喝生水，防中暑、防冻伤等等。
作为一支连队中唯一的卫生员，池杰随队参加过攻克天津蓟县（现天津蓟州区）的战斗，在日寇的炮火中，收拢救治重伤员。
平日，治疗最多的，是“铁脚板”行军时脚起泡的问题，要用针挑破水泡，上药，再用纱布裹上。
最让人头痛的是虱子肆虐。池杰记得，八路军战士没有那么多可换的衣服，借住在老百姓家中，也是互相传染。虱子黑压压的，消耗着本就没有多少营养的身体，也传播着疾病，消灭它们，得用开水，把衣服都煮一遍。
时局艰苦，医疗条件有限。平时战士们生了病，最多开点药，池杰曾和儿子感慨，如果那时候有现在的输液设备，能少死很多人。他讲起自己的大舅哥，也是一名八路军，在家乡的一场战役中受伤，被抬着走到自己家门口时，他指着前方说，“那就是我的家。”但因为医疗条件太差，他没能得到及时救治，也没法及时补充水分和营养，最终因流血过多死去。
池杰拿着放大镜看报纸。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
战场、故土和乡亲
池杰家的客厅，墙上正中挂着用塑料膜裹起来的证书和奖章。
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，池杰就坐在这些奖章前面的沙发上。他特意换上绿色军装风格的外套。那是几年前儿子在网上给他买的，为了给老人留个纪念。
池杰连一件像样的军装也没有。
那时候，积贫积弱的生活下，所有人都穿一样的土布衣服，作为卫生员，他区别于其他士兵的唯一标志就是背上的小药箱。
“学习工作是模仿，九挺机枪要争取。”池杰唱起一首歌。他解释，那个时候，别说是衣服，就连武器也缺，子弹和枪得从敌人那里缴获。“一个连要争取九挺机枪，怎么争取，要把敌军打死，跟敌人抢。”
以弱胜强，如何做到？池杰说，借用毛主席《论持久战》中提出的“游击战争，灵活机动”，要找敌人的弱点突然袭击。
作为战场后方的普通一兵，池杰记得，在一场战斗中，前面的战士们已经攻进城，“但进城后遇到鬼子的一辆装甲车，生生被人撵回来，可以想见我们那会儿的装备有多差。”
虽然条件苦，但在离家乡最近的一场惨烈战斗中，他见过战友们的拼死抵抗。
1944年12月，在平谷大、小官庄发生了一场悲壮的突围之战，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及晋察冀派来冀东的一批团级以上干部，面对日寇合围，英勇反击。经过一天激战，领导机关和部队主力突围，但有120余人壮烈牺牲，忠骨就地掩埋，大多没有棺木。
1979年，当时的平谷县人民政府修建官庄烈士陵园，如今，这里成为平谷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敌人曾一次次攻到家门口。一把把大火掠过村子，百姓在仓皇间逃走。锅碗瓢盆被藏在水坑里，粮食也被转移走，埋在地里、山中。等日军的“扫荡”结束了，人们再回来，把石头搬开，拾出粮食，烧火，做饭，继续生活。
村子里有被埋下的炸弹，一个十七八岁的妇女没有注意，地雷响了，炸伤了大腿，池杰赶忙去上药。
一次次“扫荡”期间，八路军队伍拉着驴，放上驴套，两边搁上文件，到夏各庄找一户住下，这就是临时政权所在地。几个侦察员撒出去探听消息，如果日本人快来了，就赶紧撤走，到另一个村子找老百姓家住下。战士们与老百姓同吃同住，吃饭后交半斤粮票，三分菜票。
也正是在艰苦中，他见到了人性光辉和伟大的一面。
“老百姓也护着八路军。”日本人来，把整个村子的村民围在一块儿，让交出八路军。威逼利诱之下，也没有人吐露半个字，人群散开，村民们每人拉一个“亲人”回家。
“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在抗战中的‘形象’。”
池杰坐在轮椅上。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
从卫生员到军医
“形象”，是他形容那个时代的人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词。
他不是说自己的形象，而是老百姓的“形象”，八路军的“形象”，共产党政权的“形象”，这个百岁老人想用自己记忆里的所见所闻，告诉现在的人，那些走过战争的人，都是什么样的。
那池杰的“形象”是怎样的呢？
29岁、从朝鲜战场回来之前，池杰的人生和战争、生死紧密联系。
他曾和儿子回忆过自己的入党经历。1945年2月，池杰21岁，连长和指导员找到他，把他带到一处隐蔽的山坡上，问他想不想入党。
“想。”
“入党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，怕不怕？”
“不怕。”
战火纷飞的年代，行动是最好的回答。抗战胜利后，池杰投入下一个战场。
1946年6月，解放战争期间，身为卫生员的池杰也没有逃过虱子的折磨，患上回归热，一种经由虱子和蜱虫传播的传染病。
战地医院收不下这么多人，池杰只得回家。一年之后，病情好转，池杰想着：“我得找部队。”他联系到在医院做护士长的同乡，打听战地医院转移到了哪里。护士长告诉他，在村子十多里之外的地方。
1947年6月，池杰重新回到部队，任第14军分区供给处卫生班长。1948年，他到冀东军区卫生部学习医疗救护，之后在部队担任军医。
解放战争结束后，1951年6月，池杰同样作为军医随中国人民志愿军67军199师入朝参战。
依旧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。夜行军时，池杰不敢睡觉，担心落单。追不上队伍是很可怕的事情，飞机时时在头顶盘旋，一旦锁定目标，便会投下炸弹。着急躲避时，他们钻进灌木丛，出来后，很多人被马蜂蜇得鼻青脸肿；在战地医院，池杰也常常遇到轰炸。
池杰所在的后勤医院紧挨着上甘岭，伤员众多，医疗人手奇缺，医院院长让他做重伤组组长。他心里没底:“我是搞内科的，搞外科行吗？”院长也觉得为难，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“我说这样吧，得给我一个护士班，再加上药房和半个担架排。”池杰领下了这个任务。池杰回忆，战事惨烈，上甘岭战役中，他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参与抢救一二百名伤员。
1955年1月，32岁的池杰复员回乡，带回来唯一的纪念品是一个搪瓷茶缸，上面写着：“献给最可爱的人”。
复员后，池杰被分到平谷当地的卫生院。后来，平谷区在修建金海湖、黄松峪、杨家台等水库时，组建临时指挥部，下设卫生班进行医疗支援，为工人处理外伤等。
这段经历，池阳君了解。但父亲曾在部队里做卫生员的事情，池阳君一度不知情。池杰不爱在孩子们面前说这些，他忙着工作，忙着和妻子照顾四个孩子，为生活奔波。
几十年过去，池家已经有了第三代，上了年纪的池杰也开始和家人讲自己过去的事。“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战争，有时候觉得他的一些故事听起来平淡，或许他们亲身经历的艰难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”池阳君说。
池杰听力不好，儿子池阳君靠在耳边和他讲话。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
那些经历，在池杰身上或多或少留下了痕迹。
前年，池阳君的儿子买了一个玩具枪，大小和真枪差不多。池杰很感兴趣，总是摸摸看看。孙子为了让爷爷高兴，就给他买了把仿真枪。
“老爷子高兴得呀。”池阳君记得，那几天父亲常在屋里扛着枪、走正步，好像又回到年轻时，当军人的日子。
新京报记者 赵敏
编辑 彭冲 校对 卢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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